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资料图)

这"甲天下"，自然不是人们把各地盗匪实力数据化，然后相互比较得来的。它其实是当时人们对广东一带盗匪实力的主观认识。但就连远在北京的光绪帝都曾叮嘱赴任广东布政使的岑春煊："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足见广东的盗匪确实对广东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即便皇帝都注意到了这群盗匪，广东等地的剿匪工作却难以推进。就连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张之洞，在任职两广总督期间也无法将这一带的匪患平息。

"墨为之罄，笔为之秃"的广东盗匪

人们一般把匪分为劫盗和窃贼。而清末民初广东一带的匪，种类多到让人头皮发麻：土匪、会匪、劫匪、斗匪、赌匪、拐匪、山匪、河匪、海盗……因为总量庞大，"同行"太多，一些匪还组织了三点会、双刀会、小刀会等组织。

除了人多势众，广东一带的盗匪还有很大的活动范围，且活动得非常频繁。不仅较为富庶的海港和州府有他们的身影，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受到他们侵扰。有学者统计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8月的《岭东日报》，发现刊载的54则有关报道涉及八个县。且每一天至少都有相关报道，最多是一日报道了五则，平均每天1.7则。

且因为处在中国的"开放"前线，广东的盗匪们甚至还有不输于清朝官军的武器装备。据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汇报："粤省盗匪无一案非纠伙，无一盗不持械，所持之械无非洋枪洋炮……"

可以说，当时地方媒体评论的"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贼之多以广东为最。粤盗之案，其不报不详者且勿论，即如报章所载，几于无日不书，无地不有，墨为之罄，笔为之秃，已令人可惊可骇。"虽有夸张之处，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盗匪的猖獗和百姓生活的疾苦。

广东官绅不和助长盗匪气焰

盗匪这么猖獗，政府不管吗？张之洞、李鸿章这样的肱骨重臣都管不住吗？事实上，当时的政府确实管不好。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央是控制中枢，而各地的实际落实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主导，还需要乡绅们出力。可是清末，衰颓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把控朝政，更别说抓牢远在南方的广东。

盗匪四处劫掠，作为地方权贵的乡绅自然会利益受损。而有与盗匪势不两立的乡绅，就自然有为了私利而包庇盗匪，以此来换取自家安宁的乡绅。后者人数不多，但却影响到了整个乡绅群体在地方政府心中的形象。因为拿不准乡绅到底是愿意剿匪还是与盗匪有勾当，不少官员在打击盗匪时都对乡绅心怀猜疑，难以利用好乡绅的力量。

而对乡绅们而言，一些官员一边剿匪又一边贪污，甚至借剿匪之名强抢物资，也是在侵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尽管千百年来乡绅群体已经形成了辅助社会治理的传统，但在面对广东盗匪时，他们还是难以与政府达成深度合作。

地方官绅不和，各地剿匪力量无法发挥出最大效力，也难怪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左右中央的重臣也对广东盗匪束手无策了。

港澳对盗匪的"包庇"

此外，清末民初，广东一带虽大部分都还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但被占领的香港和澳门早已不是中国可以插手之地。于是这两个地方，就变作了不少盗匪的"避难所"。

港澳两地，因为成为了列强的口岸，所以既是商贾云集之地，也是走私内地缺少的洋药和盐的重要起点。又有"肥羊"又有"生意"，那些在内地就作恶多端的盗匪自然不会在这里就老老实实。光绪十六年（1890），南澳号轮船在香港被劫持。光绪三十二年（1906），美籍人士唐登被"知名劫匪"绑架，并被藏匿在澳门。宣统二年（1910）五月，十余名学生在澳门被绑架勒索。1913年，泰安轮在香港被劫持……有时，一些发生在内地的劫持案，受害者家属也会被要求去港澳交赎金。

面对这些肆意妄为的盗匪，港澳官员也做出了努力。但他们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源上铲除盗匪群体，所以剿匪的重担还是由中国官员们扛着。

然而港澳与内地的管辖权不在一个政权手中。不仅联合剿匪难于登天，就是中国官员要追击个逃犯，其入境审批手续也要等好几个月。当时有人呼吁港澳改革与内地的交往制度，方便联合执法，但这些建议都被回绝。所以在多方力不从心的状况下，港澳在事实上成为了盗匪们的"天堂"。

对手人多势众还战斗力不俗，"搭档"力不从心，甚至心存嫌隙。如此困局，若是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走得出去，那他们恐怕也不会在后来被时代淘汰了。